靖江先贤：一代工商巨子刘国钧

靖江先贤：一代工商巨子刘国钧

 

刘国钧（1887-1978），名金生，字国钧，号丽川，生于靖江县生祠镇。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实业家、著名的爱国民族工商业者。解放后，曾任江苏省副省长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。

1887年，刘国钧出生于靖江县生祠堂镇，祖父经营过小土布庄，父亲曾任塾师，母亲帮佣。7岁父亲患精神病，10岁起以叫卖水果、酒酿、糊冥锭补贴家用，后在道观打杂。13岁时他读过一年私塾，15岁到苏南谋生，落脚武进奔牛镇，先后在刘吉升、元泰京货店当学徒、伙计，随后开店发迹。其自撰的条幅“问我平生少时苦，一生学费钱八百；日食三餐元麦糊，夜卧一张竹编床。半生事业万人功，富就安乐不忘贫”，既是他幼年生活的写照也有他发迹后的反思。

1915年，他进城与人合作创办“大纶机器织布厂”，成为常州进入现代动力织布的第一个厂家，后独资办厂。早年在常州提倡“机器革命”、“土纱救国”。1930年果断集资创办大成纺织染公司，8年间使大成企业由一个厂发展到4个厂，纱锭由1万枚发展到8万枚，资金由50万元发展到400万元，被誉为罕见的奇迹。曾4次东渡日本，并去欧美考察，引进技术管理结合工厂实践，提出工管工自治化、工教工互助化、工资等级化、工厂革新化、出口优质化的口号，全面提高工厂管理素质，并率先在我国纺织业中试制成灯芯绒、丝绒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在常州的工厂大部被毁，他将幸存的机器设备迁运武汉的大成四厂，并先后在上海租界开办“英商安达纱厂”，与卢作孚合作在重庆北碚开设“大明染织厂”，在香港开设“大孚建业公司”。曾撰写《扩充纱锭计划刍议》一书，认为抗战胜利后，可用15年时间将全国纱锭扩展到1500万枚，与世界纺织业争雄。

抗战胜利后，远在国外的他立即回国复兴旧厂。到1948年，他在常州3个厂的生产实力已超过战前。解放前夕在香港九龙开办“东南纱厂”。1950年毅然自香港返回常州，在江苏全省棉纺织业中首先实行公私合营。1958年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。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；省民建、工商联主任委员；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；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；江苏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和第四届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。1978年，92岁高龄的他在南京因坐轮椅脱空跌倒，股骨、胫骨折断，后因并发肺炎，于3月8日去世。时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正在北京举行，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向大会宣布：“接南京来电，常委候选人刘国钧不幸于今日上午逝世，原常委候选人不再递补。”

作为一个近现代工商业巨擘，刘国钧人格魅力主要在三个方面：

第一、零售商出身，市场意识特别强。从事制造业后，他不是“能做什么做什么”，而是“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”。当时，我国民族纺织企业生产的都是白坯布，市场上色织布、印花布全部是日商纱厂的产品。顾客需要色织布，更喜欢印花布，这两种产品的利润比白坯布也高得很多。刘国钧不惜投入巨资更新设备，率先生产色织布和印花布，以后又制成质地精美的丝绒和灯芯绒大批投放市场，使得日商纱厂老板大为惊讶。

第二、一生勤学善思，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。为了研制新产品，刘国钧曾先后三次去日本考察，吃闭门羹碰软钉子仍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他第三次去日本是为了探索丝绒和灯芯绒的制造技术，吸取了二上日本饱尝闭门羹的教训，这一次特地请上海协祥布号写了介绍信，说“刘国钧是协祥董事兼业务，带了妻子儿子和女婿一道去日本游览，顺便参观”云云。日本人以为来的是零售商，大买主，接待十分殷勤，头几天考察非常顺利。参观第三家纱厂时， 参观已无法进行，但刘国钧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。他了解到滨淞县是日本丝绒、灯芯绒的生产基地，而且加工业务已向农村发展，于是决定转道滨淞。滨淞的小厂主信息并不灵通，允许仔细观察整个生产过程；再到农村参观，日本农民并不把中国客人看作竞争对手，不仅优礼相待，还热心地介绍了操作方法。刘国钧经过考察研究，认为大成纱厂完全具备生产丝绒、灯芯绒的条件，缺少的是设备和技术。

可是，日本生产的新机器是不准许出售给中国的。刘国钧要买割绒刀，市场上每把日币三角，见是中国人，日本人拒绝出售。没办法，只得买通旅馆服务员花20倍的价钱帮忙代购。刘国钧在日本参观3个月， 除了长见识，还花3000元买到了1台旧八色印花车。

回到常州后，丝绒、灯芯绒和印花布试制在大成一厂、二厂同时展开。请上海纶昌印染厂的刘绅第工程师来负责安装调试，弄了6个月，那台旧机器怎么也调试不好。他再到上海日本纱厂请来一位日籍工人帮助，也未能解决问题。

“心之所至，无坚不入；意之所至，无远不届。” 刘国钧坚持认为，这部机器虽旧，但拆卸前日本人一直在生产，运转是正常的。他断定问题还是在安装或者操作的某个环节上，于是又去上海请来两个老工人。这两名工人用了一个月时间，还真是把这台旧设备救活了!

 第三、从小本经营直至大老板，始终诚实守信。大成公司在资金周转及向国外订购设备等事上，曾得到上海银行的支持，在常州沦陷前，上海银行向大成公司的贷款总额已达250万元。抗战开始，东南沿海的厂商纷纷迁往内地，作为贷款抵押品的厂房和设备已失去价值。在重庆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清理欠款拟订了归本无利的办法，上海银行对部分厂商甚至采用折扣归还的办法。这时刘国钧手中有汉口大成四厂分拆时得到的一笔现金，上海“孤岛”中的安达纱厂也经营得很好，因此决定不打折扣正常归还。他不仅分别在上海、重庆两地陆续还清了这笔贷款，还将多余的款项也存入了上海银行。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对刘国钧的诚实守信和卓识远见，也有了新的认识，从此结为知己。抗战胜利后，刘国钧在重建常州3个厂的过程中，上海银行不仅在放款上给以支持，陈光甫还担任了大成纺织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。

熟悉市场，诚实守信，勇于创新，同时具有这三个特点的企业家，在中国现代实业史上并不多见，而刘国钧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。

 大成公司在总经理刘国钧的领导下，经营管理、产量质量、技术创新、花色品种、生产效率、经济效益等方面，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。年年盈利，年年增资，可谓逆风千里。从公司历年申请注册增资的情况，就可见其发展梗概：1930年创办时，注册资金50万元；1931年冬，增资为100万元；1932年，注册增资为140万元；1935年，注册增资为200万元；1936年，注册增资为400万元。

 大成纺织公司在日寇侵华战争期间曾遭受严重损失，抗战胜利后再振雄风，至1949年常州解放前，已拥有3000余万元资产，19年间(1937至1945年为负增长，实际是11年)资本增长75倍。整个三十年代，大成公司在中国民族工商业中一枝独秀；抗战胜利后能在三年里修复创伤并获得发展的企业，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。靖江先贤刘国钧，无愧为一位杰出的现代实业家，他为艰危困顿的中国实业界创造了一个个令人鼓舞的奇迹。（光芒燃具公司  钱明）